#历史开讲#
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曾将宋元士人的隐逸分为两类:一类为“自愿的隐逸”，是指遵从孔子“无道则隐”的原则而自愿隐逸的士人;另一类则为“被迫隐逸”是指根据理学中“不仕二朝”的忠君思想而不得不退隐之人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遗民”。
元朝的“被迫隐逸”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由于科举未开，导致众人因仕出无门而归隐乡野。总之，元代隐逸之风盛行，而且就地域来看，“元代隐逸之风，盛于南而不盛于北。南方隐逸之盛，又集中在东南江浙地区。”
《元史.隐逸传》云:“元之隐士亦多矣”田。元代隐逸现象之所以突出，正是元儒心态的外在行为表现。经分析，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:
第一，遗民心态。其实，遗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隐士。它是基于古代尊君观念而存在的“不仕二朝”的行为模式。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，有如孔子说: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”(《论语.卫灵公》)，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。
第二，但两宋时代，此一观念被绝对忠君观所取代，伴随着宋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而强化。北宋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，认为君尊臣卑，“犹天地之不可易也”田。二程、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，所谓“君臣父子，定位不易”，“天下之定理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。
第三，可见程朱理学强化了君臣大义，认为君臣关系一经形成，永不可变。即使朝代变革，亦不可改事他主。所谓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“忠臣不事二主”都反映了绝对化的忠君观念。这种观念就促成了忠于前朝、不仕新朝的元代南方遗民群体的形成。
第二,“夷夏之防”。这种以文化为主的夷夏观对外族统治并不强烈排斥，其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劝说征服者行道。所以，北宋理学家大体接受这种思想，于夷夏之防并无多大发挥。而南宋时，国势不振，饱受外族侵凌，士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又因此高涨。少数学者如功利派之陈亮,更发展出类似近代民族意识的观念。
他强调“中国”即汉族，中国“天地之正气也，天命之所钟也，人心之会也，衣冠礼乐之所卒也，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。”换言之，中国为一具有共同土地、血缘、礼义、文明的民族，因此他对夷狄具有强烈排斥感，强调要严守“夷夏之防”。
陈亮华夷观之所以如此强烈，乃是因为在宋元之际，由于政权的争斗而使江南士人的生存境况比较艰难。他们不仅要为生计奔波，还要受到等级制度及官吏的压抑，在丧失地位的同时还丧失着尊严，故而南方地区士人“严夷夏之防”的情绪有所高涨。
第三，仕出无门。蒙元统治者对科举这个事关士人命运的大事的漠视，也导致了儒士的悲哀。但随后就因各方面的阻力，科举又被迫中止。等到延佑二年科举重开，期间已中断近八十年。科举的废除，阻断了儒士的进阶之路。既然报国无门，做不到“兼济天下”的行道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做到“独善其身”的守道了。
北方隐逸现象虽不似南方那么突出，但也并非没有，且也不是少数。在北方,以刘因为中心的静修学派及地处关中的关学学派，也出了较多隐逸之士。
1.刘因
虽说北方的大多理学家选择了与元廷合作，但北方理学名家刘因却是隐逸之士的代表。《宋元学案》中就说:“许文正、刘文靖,元北方两大儒也。文正仕元，而文靖则否”。
其实，刘因的隐逸心态是发生过变化的。刘因年轻时也曾具有强烈的济世之心和非凡抱负，所以在早期元廷征召其为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时，他也是欣然接受的。但不久，就以母疾辞归。此后，便不再入仕。对于其心态的转变，有人赞他是“矜己傲物，索隐之流”，“其志趣高尚，有非时辈所敢望”,而不愿混迹于官场，也有人猜测他是感怀民族兴亡而有故国之思。
如全祖望就认为刘因是因其“见宋、金相继而亡，而元又不足为辅，故南悲临安，北怅蔡州。集贤虽勉受命，终敝履去之，此其实也。”但看刘因的早期应召，就知事实并非如此。
刘因的这种转变，大概要从他“尊道”的思想中找其原因。刘因一开始出仕的目的应为“吾道苟寸够施，吾民有寸庇”，但出仕朝廷之,后不久，刘因却有了“朝廷乃自乐，山林为谁忧?…四维既不张，三纲遂横流。坐令蚩蚩民，谓兹圣与俦。蚩蚩尚可恕,儒臣岂无….何当铲叠嶂，一洗佗山羞”的诗句。可知，他对四维不张，三纲不振的朝廷统治与现实充满了失望。
后人也说刘因所以“决去不顾”，乃是因为“元至初政，大纲不立，奸匿横恣，世祖虽有图治之心，而酷烈嗜杀”。而且，根据本文绪论中提到《南村缀耕录》中关于“道行”“道尊”的记载可知，许衡和刘因争论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对“道”的态度。在刘因看来,“即当行道，不仅以明道止。不能行道而思明道，不如居田间而明道之为愈也”所以，他之所以不再出仕，是本着“尊道”的原则，认为当时“非行道之时，必不当出。”
现实与刘因心中认为的“道”的背离,加上他自身敏感且倔强的性格，使得刘因感到当时官场险恶、“世无可为”，正所谓“无道则隐”，朝廷的政风和需要不合他意，应是他转变心态，最终选择隐逸的真实原因。道德自尊与人格自尊，就成为了刘因由出仕转隐逸的心态基础。
2. 林起宗(1262-1337)，字伯始，号鲁庵，顺德内丘人。自幼力学，尝从刘因游，深得道学之旨。隐居教授于乡。讲经授徒孜孜不倦，为人谦和，并以其贤德风节德化乡里。苏天爵曾为其作传，认为虽有如许衡般的仕至贤官，也有如刘因般的“穷达在下”之人。
3. 但这些人“虽然出处穷达，明道术之术以正人心盖未始不一也。苏天爵首先肯定了许衡、刘因两派的学问都旨在“明道之术以正人心”，然后再表明不只是贤官、宦达可以“倡明斯道”，那些在隐处的“穷达”之人，也是对道术薪火相传的有功之臣，而林起宗正是隐处穷达之人的代表，其在传道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。
3.安熙(1269-1311)，字敬仲，号默庵，藁城(今属河北)人。安熙承继家学，后因慕刘因之名，欲从之游。刘因同意后，他立即起身前往。可惜还未见过刘因，后者就已过世。于是从刘因门人乌沖学习,崇尚朱熹，尊信力行。治学“简静和易，务为下学之功”田。一生不曾仕进，“家居教授垂数十年，来学者多所成就”。安熙“其教人以敬为本，以经术为先，弟子去来，常至百人。”可见其于理学弘扬、教授生徒的贡献不小。
4.王文渊(生卒不详)，字巨卿，中山安喜人。幼时丧父，但能“自树立”，卓尔不群。曾因家贫被推荐为吏，但不久，他就辞去，并道:“吾家世以清白称，吾虽不能克大其门，乌能趋赴承奉效刀笔吏所为乎!”随后他从学于安熙，读书椒图，修身事亲，“卒不仕，终其身”田。
5.安煦(生卒年不详)，安熙之弟，号素庵。跟其兄一样，宗濂、洛性理之学。“读书必涵泳浸沈,以求其意”四。安煦对受学而有质疑登门求教者，“随才立教，各有所得”。但对朝廷对其山、陕宪府的征辟，“皆不起”。
6.李士與(生卒年不详)，藁城(今属河北)人，自幼从安熙游学，与杨俊民、苏天爵同门，“于弟子中独早受知”中。学问博深，却也是隐居不仕。《宋元学案》说其:“甘隐蔽而不乐仕进，居乡里多有训彝，人争师之”，可见，因刘因的关系，静修学派中的隐逸之士较多。
说到北方的隐逸之士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前文已有介绍的北方重要学派一关学学派。关中士人自古崇尚气节，所以，在蒙元入主中原的情况下，许多关学家都做出了隐逸的选择。如杨天德就说:“出也有为，死生以之，处也有守，不变于时。”
其子杨恭懿也“隐德丘园不求仕进”田。这种对于出、处抉择的原则就是关学家对“道”的一种迹近纯粹的追求。当“道”与现实矛盾乃至冲突时，关学家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，“以求得道德经术的纯粹性”。
1.杨恭懿
杨恭懿曾与许衡为学友,许衡也叹其学识，后许衡迁京师中书左丞力荐杨恭懿，朝廷也数次下诏，他皆不赴任，杨恭懿不乐仕进，但他却也并非完全不关切世事。他主张“抱经济学，耻章句儒”四，而且提倡从事实学。故而，在朝廷下诏征他参与科举和历法修订之时，他也欣然参与，所奏《科举疏》亦得到帝王的嘉奖。可见，他虽拒绝出仕为官，但仍有经世之志，发挥着自身的社会价值。
2.萧蚪与同恕
萧刻、同恕同为奉元之学的代表，也同样拒绝出仕。萧科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终南山，不求仕进，时人言他“不贪官,不嗜利”。他的著作《勤斋集》中还有两个状、一封书均是上承表示自己请辞不仕的。即使他不得已入朝，但都在不久后便请辞而去。
刘致在对他的谥议中说:“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盖志意修则轻富贵，道义重则轻王公”;还将他与刘因并称，说这种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者”，“于吾元得二人焉，日容城刘因，京兆萧则”。但同时也指出虽然他们“其道不周于用”，但“廉顽立懦、励俗兴化之功亦已多矣”用，鉴于其德行的高尚，给予萧蚪“贞敏”的谥号。
同恕与萧蚪一样，虽主持过科举，但对官职皆以疾辞归，居家乡里。经分析可知,北方的儒士虽有不愿仕出者，但他们都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隐士。对于教授生徒，传播学术，他们都义不容辞。这也是元代隐士的特点之一。
隐士不以外在逸居山林就称为“隐”。隐士应是“有才可出仕，但时不用而志不屑就,故放身山林于己无愧，人亦知其名”者。仕隐之间其实并无分轩轾，也并非绝对，二者目的都在于求其志、行其道，在这点上，两者其实是相通。
